众所周知，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与济南的一段情缘，他的父亲瞿世玮先生寄居济南数年，最后终老于济南，瞿秋白曾赴济看望父亲，并在《饿乡纪程》中对济南之行做了详细的记述。本文作者便是循着这样一条线索，在济南大明湖边、百花洲畔、千佛山下寻找着这对父子的足迹。
本期行者：史挥戈
一天晚饭后，我邀上同样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老兄一道，信步踱出家门，乘出租车向着大明湖公园驶去。
在大明湖的正南门，我们下了车，随着热闹的人流，漫步在柳叶轻拂的湖边，欣赏着一湖红荷绿叶，观看着游艇、画舫、摩托艇、碰碰船穿梭往返，激起一串串银白的浪花，也激起一阵阵欢声笑语。水波一圈圈荡漾开去，荡漾、消失，我的思绪渐渐地从眼前的热闹中游离，记忆的湖面上浮现出一弯新月，一位面容憔悴的慈祥老者正同一位身着白色学生装的俊美少年边走边谈着……
哦，那是８７年前，也就是１９２０年的阴冷的秋天，也该是济南人一年一度迎荷神的日子，２１岁的瞿秋白赴苏俄考察前夕，特地从北京赶到济南向父亲瞿世玮先生告别的情景。
大明湖畔的小酒馆
我们沿着大明湖的南岸往西行走，极力搜寻着当年瞿秋白和他父亲吃晚餐的那家草棚小酒馆的痕迹，可映入我们眼帘的却是高低错落灰红相间的新旧楼房，看来小草棚早已无影无踪了。我们呆呆地立在钢筋水泥的现代化建筑面前，为这些无情地挡住游人视线的“屏障”而感慨再三。无奈，只得从我们的记忆深处寻出瞿秋白《饿乡纪程》的开端，从中领受一番草棚小酒馆的风情了——
山东济南大明湖畔，黯黯的灯光，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旁，坐着三个人，残肴剩酒还觑着他们，似乎可惜他们已经兴致索然，不再动箸光顾光顾……其中一个老者，风尘憔悴的容貌，越显着蔼然可亲，对着一个少年说道：“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啊！……”那少年答应着站起来。其时新月初上，照着湖上水云相映，萧萧的芦柳，和着草棚边乱藤蔓葛，都嗖嗖响。三人都已走过来，沿着湖边，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时，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种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叫人何以为情呢？
瞿秋白１９２０年秋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被派往苏俄考察之前，专程赴济南向父亲瞿世玮先生拜别。上面这段文字就是瞿秋白在《饿乡纪程》里对湖畔酒店那顿难以忘怀的晚膳的描述。饭后，瞿秋白随着父亲和父亲的老友王璞生迎着初升的新月，沿着湖岸漫步，秋风飒飒，败柳残荷，正映衬着他们父子凄凉的心境。三人跨过鹊华桥，顺着小梅湖（百花洲）堤埂，来到瞿世玮先生借居的王宅。这一夜，瞿秋白和父亲同榻，“整整谈了半夜”。瞿秋白向父亲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说自己要当一名“改革者”，就得去苏俄走一趟，实地考察，看个究竟，取得真经才行。父亲对他讲的那一套似懂非懂，但他相信这个头上长有“双顶”、聪明过人的长子，绝对不会误入俗流，也就支持他的行动了，希望他处处留神才是。第二天一大早，瞿秋白就告别老父，登上呼啸北上的列车。
落脚岱宗街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层，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然而，时代潮流不可逆转，瞿家这个清末民初典型的封建大家庭，正如万丈波涛中的一只破船，避免不了倾覆的命运。在瞿氏宗谱上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瞿世玮名下有这样的记载：“国学生、浙江候补盐大使”。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一天的官也没做过。
据调查资料显示，瞿世玮未成家之前，曾在叔父瞿赓甫家读书、习武、学画，还学过医道，在官至湖北布政使的叔父荫庇下，度过了一段十足的侄少爷生活。成家之后，因官场变故，主要经济支柱倒塌，而自己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又兼无职无业，一家人只得住进祠堂里，受尽族人的欺凌、冷眼。夫人金璇被迫无奈，用虎骨酒吞下红头火柴自尽，结束了年仅４１岁的生命。
从此，瞿世玮“一家星散，东飘西零”，瞿秋白兄弟三人住在北京堂兄瞿纯白家，其他子女也先后被杭州亲戚收养。瞿世玮千里跋涉，投奔在山东平原县任知事的堂弟瞿世玖，当了一名账房先生，身边还带着瞿秋白那个年仅７岁、呆头呆脑的四弟阿尧。不幸，雪上加霜的事情又发生了，堂弟因“官亏”逃走，他被当做替罪羊关了起来，直到风波过后，案子了结，他那漫长而郁闷的拘留生活才随之结束。此时，他想到了同乡王璞生、这位落第的山东乐陵县知事，于是立即打点行装，日夜兼程，来到济南府，在大明湖南岸娘娘庙街１５号找到了王璞生先生。王先生念及乡情，又看他为人忠厚，且有绘画的技能，便慨然接纳他为家庭教师，让他住进自己的宅院。瞿秋白１９２０年秋与父亲同榻共眠的地点，就在王宅的院落里。
昔日王宅今何在
老兄提议去王宅考察一番，于是我们踱出大明湖正南门，向对面的百花洲走去。百花洲是连着大明湖的一个小湖，原来湖水清澈，荷花飘香，湖中央有一个小洲，洲上有一座秀丽的小亭，供游人小憩。我们踏着秋白父子的足迹，沿着湖的北岸，走进了岱宗街，在原岱宗庙门前往南拐再西行约１５米，便找到了岱宗街２３号，也即当年王宅所在的娘娘庙街１５号。只见大门处脚手架高耸，不远处搅拌机轰鸣，我们从脚手架下低头钻进去，头发和背上滴上了几滴水泥。出了脚手架，抬头望去，见王宅的黑漆二门楼虽已斑驳陆离，摇摇欲坠，但还勉强支撑在那里。
真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８０年前县长门第的威严气势早已荡然无存，原来宅院的大门也面目全非，只有二门和便门依然存在，却也破旧不堪、岌岌可危了。院子被隔成两院，横七竖八地搭建起参差不齐的房舍，挤住着１６户人家，真可谓大杂院了。至于我一心寻找的瞿秋白住过一夜的那间房子，则连位置都难以确认了。当我向院内住家讲述瞿秋白的父亲曾住在这里、瞿秋白也来过两次时，一位穿着朴素的工人模样的中年妇女跑进房里，为我搬来一把椅子，热情地让我快坐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过去俺根本不知道瞿秋白父亲在这里住过……”他说着，脸上立刻泛起自豪的红光。
我们环绕着瞿世玮先生曾居住过两三年的现已破败不堪的王宅缓缓走着，想象着当时这里西邻一泓碧水的百花洲，紧靠着繁华的鹊华桥码头，北依波光潋滟的大明湖，杨柳依依，水云相映，曾是怎样一个蔚然深秀的幽美所在啊。可是，在那个军阀混战、愁云惨淡的年代，瞿氏父子，一个是落魄的漂泊者，一个是感叹山河破败、“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热血青年，他们哪里有闲情来受用这无边的自然美景呢？特别是对瞿世玮老人来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究竟能维持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