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４年，１７岁的沉樱随家南下，并于次年考取了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两年后，上海大学在白色恐怖中被封闭。于是，沉樱便转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借读了两年。当时，剧作家洪深也在复旦大学教书，并积极从事戏剧运动。由于沉樱能讲普通话，洪深便动员她参加了复旦剧社，主演了话剧《女店主》。在此期间，沉樱与戏剧家马彦祥相识、相爱，最后结婚。可不知为什么，１９３０年底，沉樱又和马彦祥离了婚。接着，她到了北京，结识了知识广博、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梁宗岱在学习上肯下苦功，翻译中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的精神给沉樱很大影响。１９３４年秋，梁宗岱因早年包办的婚姻问题与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闹翻，便从北大辞职，与沉樱同赴日本，同居于叶山。　一年后，沉樱与梁宗岱回到国内，结为伉俪。此后，沉樱多居家中，偶有所作。１９４４年，梁宗岱在回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时，与当地的粤剧演员甘少苏相识相爱，并同居。沉樱闻讯后，立即偕两个幼女思薇、思清搬出两人的住所。沉樱与梁宗岱的感情纠葛颇为复杂，沉樱晚年曾说过这样的话：“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据说，沉樱与梁宗岱始终没有离婚，但是感情上也没有复合，晚年还似朋友般相处，他们的关系非常耐人寻味。
　　１９４８年，沉樱遵从母亲“不再让战争隔离两地”的愿望，和母亲、弟弟陈钊、四妹陈钰及六妹一起，带着女儿梁思薇、梁思清、儿子梁思明，一起到了台湾。
　　著述、翻译终成大家
　　沉樱开始步入文坛是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１９２８年１１月，沉樱用“陈因女士”的名字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第二期上发表的课业习作《回家》，这是沉樱的处女作。茅盾看到这篇小说后，立即写信问编者：“陈因何许人？是青年新秀，还是老作家化名？”后来，茅盾又在该刊１２月号第三期上撰文称许道：“《回家》一篇的风格是诗的风格，动作发展亦是诗的发展，此等风格，文坛上不多见。”此后不久，赵景深在其主编的《现代文学》编后记中也介绍说：“陈因女士是在《小说月报》上以《妻》得名、在《大江月刊》上以《回家》得茅盾称许的女作家。”就这样，在大家的褒奖之下，沉樱便一举成名了。１９２９年８月１６日，她在《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１５期发表短篇小说《欲》时始以“沉樱”为笔名。据说，之所以起这样一个笔名一方面是因为“沉樱”与她原来的名字“陈锳”谐音，另一方面缘于她对周氏兄弟翻译的日本小说的喜爱——“樱”系指美丽的樱花。
　　在台湾文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沉樱的小说创作不如散文、散文的成就不如翻译，这一评价据说曾得到过沉樱本人的认同。
　　沉樱最早的散文作品是作于重庆的《春的声音》和《我们的海》，而这两篇早期的散文作品和后来创作于台湾的《果园食客》一同成了她的散文代表作，已先后被选入过多种散文选集，给读者过目难忘之感。
　　另外，沉樱是一位把翻译当成创作来对待的翻译家，在翻译时她追求的不仅是达意，而且还有传神。１９６７年，沉樱６０岁。这年６月，她用女儿寄自美国让她宴请亲友的汇款余款，自费印刷出版了她翻译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想以之作为一种有意义的６０岁生日纪念。不料该书出版后却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当时台湾出版业萧条的景况中，一年内竟连印１０版，后来又印行了２０多次，打破了台湾翻译作品的出版销售纪录，而且该书历经３０年而不衰，至今仍畅销于台湾和海外，几乎成为这部名作的中文“定本”。此后，沉樱陆续翻译许多作品，她将自己的译作统编为“沉樱译书”、“蒲公英译丛”，再加上她的《沉樱散文集》、《散文欣赏》等，又编为“蒲公英丛书”，并全由自己经销。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国内也出版了沉樱的一些翻译作品。
　　“不如归去”情未了
　　“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虽然是在繁花如锦的蜀国之春，又有谁曾忘记了家乡呢？但愿没有太多人知道它就是杜鹃，就是子规，而它叫的就是“不如归去”吧——我当时曾这样在默念着。
　　家乡是归去了，但曾几何时又离开了。现在宝岛上，我又住在乡下，在这四季如春的地方，花木是够繁茂的，但常使我觉得奇怪的是鸟声并不太多。看了到处开的杜鹃花，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杜鹃的“不如归去！”的叫唤。是的，什么时候我再归去听听那些“春的声音”呢？
　　
　　这是沉樱的散文名作《春的声音》中的两节文字。在这篇美文中，沉樱描写了她八九岁时在山东潍县乡下避乱时所认识的春天，着力描写了春的声音——布谷鸟的鸣唱，写了杜鹃“不如归去”的啼呼，倾吐了作者对家乡的怀念。沉樱之所以要在１９４９年重写这篇散文，不单是为了文字的修饰，更多的还是出于对故乡的怀念。沉樱在台湾虽不乏朋友和亲人，但那“不如归去”的声音，几十年来一直响在沉樱的心头。
　　１９７９年冬，沉樱通过梁宗岱在国内某大学任教的弟弟梁宗矩和与其失掉联系３０余年的表兄田仲济（时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恢复了通信联系，在此后的５年中，沉樱给田仲济先生先后写来了近３０封信。在信中，沉樱曾这样写道：“回国最大的愿望不过是看看故乡，见见亲友而已……你们在济南算我的老家……只是想到寿终之地，又总觉得故乡好。”“济南较我在时，有何改变？回回烧饼、油条、炉箅还有吧？省立第一女中仍在原址否？何年创立？能代打听一下否？现在济南还有无认识我的人？”
　　１９８２年４月，在第七十六个生日的前夕，沉樱终于归来了。这年的４月９日，沉樱独自一人，只提了一只小箱子，从美国纽约乘飞机飞抵上海。在上海，沉樱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及其老友、作家赵清阁等人的热情接待。在济南，沉樱见到了她的表兄——时为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田仲济；后来，田先生在《沉樱去台湾以后》一文中对沉樱的此次济南之行曾有如下记述：“济南是她中小学读书的地方，她很想到街上看看几十年来的变化，但苦于力不从心。我的老伴就劝她进行身体的锻炼，她也完全同意。两个老人常于晚饭后到院子里散步，可数十米或百来米的距离，中间休息几次。因而逛大街的想法终于未能实现，只有乘车到什么地方去时，从车窗中一瞥市容。”
　　此次回国，沉樱原本是打算就此在国内定居、不再回美国的，回国前她甚至把在美国的住房及所有家具、衣物等都作了处理。她回国后本想定居在北京或上海，因为这两个地方有她早年结识的许多好友。可是，有关单位后来却将她安排到了开封文联（由于她和马彦祥所生的女儿马伦在开封工作）。她在河南开封闲居了两三个月后，始终不能习惯，只好又飞回美国。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４日，沉樱带着无比遗憾的心情，客死在异国他乡。
　　据其女儿梁思薇说，沉樱生前曾留下遗嘱说：她活着一直不愿加入美国籍，死后也要尸还故国，并且希望能被安葬在北京。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沉樱的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在这暮春樱花如雨的时节，我们当可想见，此时在异乡的暮春中如一片美丽的樱花悄悄沉殒，那片樱花的心头当仍在回响着幼时故乡空中那“不如归去”的“春的声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