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陈列馆
▲傅斯年与妻子俞大采
青年作家、摄影家，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副教授。著有《走遍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之旅》、《禁止读》（合）等，发表文学及摄影作品数百篇（幅），曾任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１９０８年，当傅斯年坐船北上离开故乡聊城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把他和将来的“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北大的代理校长联系起来。那一年他才１２岁。
他在聊城的运河埠头登船，身后是巍峨的光岳楼、山陕会馆，或许他还能看见不远处他家古旧但还算壮观的祖宅上那两块“相府”和“状元及第”的金字牌匾。只是这一切都像是黄河改道后的聊城，曾有的繁华已经是明日黄花。
聊城古称东昌，自古就是鲁西平原上的重镇，有“居天下之胸腹”的美名。特别是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之后，聊城更是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在明清两代成为山东西部三大商埠之一。交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一时间，这里书院林立、私塾遍布、名人辈出，明清两代这里出过３个状元，清代三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也在这里。
只是近代以来，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漕运废弃，聊城经济才逐渐走向衰落，但是其厚重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就此消失，这里仍是名人辈出。现代著名学者傅斯年就出生于此。
藏于闹市的傅斯年陈列馆
１８９６年（清光绪二十二年）３月２６日，傅斯年出生在聊城北门里路东的相府大院内。傅家世居聊城，是鲁西名门望族。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重臣李鸿章、丁宝祯均出自其门下。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古通今、工诗书画、为人淡泊，对傅斯年的影响最大。父亲傅旭安勤奋好学、仁慈宽厚，但一直没有入仕，长期做教书先生。傅斯年就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良好的教育环境培养了他对国学浓厚的兴趣，也为他以后在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傅斯年陈列馆位于聊城北关光岳楼以东的东关大街上。在初春的风里，现代的聊城充满了蓬蓬勃勃的商业气息。路旁的新柳已经绽开嫩芽，重修的运河碧波荡漾，光岳楼还是一如往昔地凝视着鲁西重镇的万种风情。
现在的聊城人知道傅斯年的似乎并不多，甚至我就站在傅斯年陈列馆不远处向一位当地人询问时，他眼里也满是困惑。也难怪，傅斯年已经离开故乡整整８０年了。
现在的“傅斯年陈列馆”，许多人把它当成是傅斯年故居，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里并不是他的故居，他的祖居位于陈列馆以北，几十年前就已经拆掉了，这里仅仅是当年的傅家祠堂，现在的建筑都是新修的。这座见证过傅家一代又一代名人墨客的祠堂遗址，如今还在讲述着傅斯年一生的故事。
陈列馆里没有别的游客，只有我们默默地走着。虽然清静，但我们多少还是有些落寞。毕竟，在这里我们不仅寻找到了傅斯年的足迹，也看到了一种不再流传的生活。陈列馆门前是东关大街上的滚滚红尘和滔滔市声，看来这是个热闹而又寂寞的地方。
从聊城走出的学者
１９１９年，傅斯年曾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一首题为《老头子和小孩子》的白话诗：“三日的雨／接着一日的晴／到处的蛙鸣／野外的绿烟儿濛濛腾腾／……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画图里／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立在河崖堤上／仿佛这世界是他俩的模样。”
这首诗描写了他童年时和祖父在聊城城外（当时还是东昌府）领略自然风光的情景。
其实傅斯年的童年并不像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充满欢乐。傅斯年出生时他家早已败落了，但正因为这样傅家才在他身上寄予了更大的希望，祖父和父亲都希望他学业有成、重振门庭。１９０１年春，还不满５周岁的傅斯年就被送入聊城名师孙达宸的私塾，接受传统教育。１９０５年又被送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直到１９０８年他离开聊城前往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求学。傅斯年在聊城的这段时期正是他品德和学业的初步养成期，他深厚的国学功底无不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寒窗苦读。即使是后来他考入了北大，在同学当中他的国学基础也是最好的。
从聊城走出的傅斯年，后来经过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的求学经历，很快接受了新的文化理念，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五四”运动中，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
１９１９年夏，傅斯年自北大毕业，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出国留学。１９２６年回国。１９２８年，傅斯年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直到他离开大陆。
抗战胜利前夕，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傅斯年与６位国民政府参议员亲赴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赞扬他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毛泽东还手书《焚书坑》一诗送傅斯年：“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与故乡的最后诀别
从１２岁外出求学离开故土后，傅斯年曾两次重回聊城老家。一次是１９１９年夏，他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这年，出国前他曾回聊城老家省亲。他登上光岳楼，并写下了《阴历九月十五夜登东昌城》一文。
１９２６年冬天，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傅斯年又一次回到聊城，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这次回家，仿佛是有所预感，他把聊城看了个遍——曾经的学校，曾经的家……他慢慢行着，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带走似的。是啊，他离开时还是懵懂少年，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已是青年才俊，故乡没有变，变的只有他自己。
陈列馆里有许多傅斯年早期在聊城的照片，有他在老宅中和家人的合照，还有他的结婚照。１９１１年，傅斯年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当时他只有１６岁。这显然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包办婚姻。但是傅斯年是个孝子，由于早年丧父，母亲把他们兄弟培养成人，他对母亲极孝，也就听任了母亲的主张，和丁馥翠结婚。照片上的两人都神情拘谨。１９２６年回聊城省亲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不过直到１９３４年，他才跟丁馥翠离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俞大采。俞大采出身名门，傅斯年跟她的哥哥俞大维、表哥陈寅恪是好朋友，在他们的介绍下，两人认识，于１９３４年８月结婚。
１９４９年１月，傅斯年离开大陆，去台湾就任台湾大学校长。１９５０年病逝。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机会再看一眼他留恋的故土。
落日的余晖照在傅斯年陈列馆“状元及第”的牌匾上，金字依然璀璨，但流年似乎已经支离破碎了。那些如烟的往事已成为岁月长河中的幻影，一如古运河上的粼粼波光。
我静静地站在陈列馆门前，下班的人流在门前穿梭，小贩的吆喝、孩子们的欢笑随着微凉的春风传来，一切都那么生动。
身后陈列馆的大门关上了，那暗红色的大门后似乎隐藏着上个世纪一个学者的光荣与迷惘、梦幻和理想。生活总是这样，有些人和事常常是因了他的久远，反倒让人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傅斯年也是这样。
１９０８年，当傅斯年坐船北上离开故乡聊城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把他和将来的“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北大的代理校长联系起来。那一年他才１２岁。
他在聊城的运河埠头登船，身后是巍峨的光岳楼、山陕会馆，或许他还能看见不远处他家古旧但还算壮观的祖宅上那两块“相府”和“状元及第”的金字牌匾。只是这一切都像是黄河改道后的聊城，曾有的繁华已经是明日黄花。
聊城古称东昌，自古就是鲁西平原上的重镇，有“居天下之胸腹”的美名。特别是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之后，聊城更是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在明清两代成为山东西部三大商埠之一。交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一时间，这里书院林立、私塾遍布、名人辈出，明清两代这里出过３个状元，清代三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也在这里。
只是近代以来，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漕运废弃，聊城经济才逐渐走向衰落，但是其厚重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就此消失，这里仍是名人辈出。现代著名学者傅斯年就出生于此。
藏于闹市的傅斯年陈列馆
１８９６年（清光绪二十二年）３月２６日，傅斯年出生在聊城北门里路东的相府大院内。傅家世居聊城，是鲁西名门望族。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重臣李鸿章、丁宝祯均出自其门下。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古通今、工诗书画、为人淡泊，对傅斯年的影响最大。父亲傅旭安勤奋好学、仁慈宽厚，但一直没有入仕，长期做教书先生。傅斯年就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良好的教育环境培养了他对国学浓厚的兴趣，也为他以后在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傅斯年陈列馆位于聊城北关光岳楼以东的东关大街上。在初春的风里，现代的聊城充满了蓬蓬勃勃的商业气息。路旁的新柳已经绽开嫩芽，重修的运河碧波荡漾，光岳楼还是一如往昔地凝视着鲁西重镇的万种风情。
现在的聊城人知道傅斯年的似乎并不多，甚至我就站在傅斯年陈列馆不远处向一位当地人询问时，他眼里也满是困惑。也难怪，傅斯年已经离开故乡整整８０年了。
现在的“傅斯年陈列馆”，许多人把它当成是傅斯年故居，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里并不是他的故居，他的祖居位于陈列馆以北，几十年前就已经拆掉了，这里仅仅是当年的傅家祠堂，现在的建筑都是新修的。这座见证过傅家一代又一代名人墨客的祠堂遗址，如今还在讲述着傅斯年一生的故事。
陈列馆里没有别的游客，只有我们默默地走着。虽然清静，但我们多少还是有些落寞。毕竟，在这里我们不仅寻找到了傅斯年的足迹，也看到了一种不再流传的生活。陈列馆门前是东关大街上的滚滚红尘和滔滔市声，看来这是个热闹而又寂寞的地方。
从聊城走出的学者
１９１９年，傅斯年曾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一首题为《老头子和小孩子》的白话诗：“三日的雨／接着一日的晴／到处的蛙鸣／野外的绿烟儿濛濛腾腾／……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画图里／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立在河崖堤上／仿佛这世界是他俩的模样。”
这首诗描写了他童年时和祖父在聊城城外（当时还是东昌府）领略自然风光的情景。
其实傅斯年的童年并不像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充满欢乐。傅斯年出生时他家早已败落了，但正因为这样傅家才在他身上寄予了更大的希望，祖父和父亲都希望他学业有成、重振门庭。１９０１年春，还不满５周岁的傅斯年就被送入聊城名师孙达宸的私塾，接受传统教育。１９０５年又被送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直到１９０８年他离开聊城前往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求学。傅斯年在聊城的这段时期正是他品德和学业的初步养成期，他深厚的国学功底无不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寒窗苦读。即使是后来他考入了北大，在同学当中他的国学基础也是最好的。
从聊城走出的傅斯年，后来经过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的求学经历，很快接受了新的文化理念，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五四”运动中，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
１９１９年夏，傅斯年自北大毕业，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出国留学。１９２６年回国。１９２８年，傅斯年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直到他离开大陆。
抗战胜利前夕，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傅斯年与６位国民政府参议员亲赴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赞扬他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毛泽东还手书《焚书坑》一诗送傅斯年：“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与故乡的最后诀别
从１２岁外出求学离开故土后，傅斯年曾两次重回聊城老家。一次是１９１９年夏，他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这年，出国前他曾回聊城老家省亲。他登上光岳楼，并写下了《阴历九月十五夜登东昌城》一文。
１９２６年冬天，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傅斯年又一次回到聊城，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这次回家，仿佛是有所预感，他把聊城看了个遍——曾经的学校，曾经的家……他慢慢行着，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带走似的。是啊，他离开时还是懵懂少年，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已是青年才俊，故乡没有变，变的只有他自己。
陈列馆里有许多傅斯年早期在聊城的照片，有他在老宅中和家人的合照，还有他的结婚照。１９１１年，傅斯年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当时他只有１６岁。这显然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包办婚姻。但是傅斯年是个孝子，由于早年丧父，母亲把他们兄弟培养成人，他对母亲极孝，也就听任了母亲的主张，和丁馥翠结婚。照片上的两人都神情拘谨。１９２６年回聊城省亲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不过直到１９３４年，他才跟丁馥翠离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俞大采。俞大采出身名门，傅斯年跟她的哥哥俞大维、表哥陈寅恪是好朋友，在他们的介绍下，两人认识，于１９３４年８月结婚。
１９４９年１月，傅斯年离开大陆，去台湾就任台湾大学校长。１９５０年病逝。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机会再看一眼他留恋的故土。
落日的余晖照在傅斯年陈列馆“状元及第”的牌匾上，金字依然璀璨，但流年似乎已经支离破碎了。那些如烟的往事已成为岁月长河中的幻影，一如古运河上的粼粼波光。
我静静地站在陈列馆门前，下班的人流在门前穿梭，小贩的吆喝、孩子们的欢笑随着微凉的春风传来，一切都那么生动。
身后陈列馆的大门关上了，那暗红色的大门后似乎隐藏着上个世纪一个学者的光荣与迷惘、梦幻和理想。生活总是这样，有些人和事常常是因了他的久远，反倒让人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傅斯年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