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远高于琼瑶，而作为一个拥有广大市民读者的通俗作家和报人的成就，他也决不亚于金庸之辈。本文只考证他的经济生活。

　　张恨水(1895—1967)的文字事业开始于青年时期在安徽一家小报《皖江报》当主笔(编辑)，月薪只有8块银圆，但经济上已经足以自立了。他24岁时(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辞去《皖江报》的职务；依靠他在《皖江报》挣来的仅有的积蓄，只身来到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

　　来北京之初，他没有职业收入，成了穷光蛋。幸亏他结交了上海《时事新报》的驻京记者秦墨哂，应邀做助手，开始每月能得到10圆劳务费。不久，他又认识了北京《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便又兼任《益世报》助理编辑，月薪30银圆。

　　张恨水白天为时事新报驻北京记者站工作，晚上10点到清晨6点在《益世报》上夜班。这样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当然也就圆不成“北大梦”了。

　　1924年，成舍我以200银圆作启动费，创办《世界日报》，特约张恨水担任副刊主笔，并撰写小说在报纸上分期刊登。张恨水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明外史》，从1924年4月12日起在《世界日报》连载，获得市民读者群的欢迎，《世界日报》也随之扩大了销售量，风靡一时。连载九个月，直到1929年1月24日载完。由于文化市场看好，全文连载完了以后，《春明外史》很快就出版了单行本，成为畅销书。于是张恨水一举成名。

　　上万银圆的稿酬

　　此后，张恨水在北平先后又写成了《金粉世家》等长篇小说。当时，上海的小报上就登出了“张恨水十分钟内到手几万圆的稿费，在北平买下一座王府”的传闻。这显然是耸人听闻的夸张，但也“事出有因”不完全是毫无根据。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在《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中写明了事情真相：

　　父亲经赵苕狂先生介绍，认识了(上海)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沈知方先生。沈请父亲在丽查饭店吃饭，由赵苕狂作陪。席间他们都极力劝说父亲将《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小说交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并言明，《春明外史》可以一次付清稿费，条件是要把北平的纸型销毁；《金粉世家》的稿费则分四次支付，每收到四分之一的稿子，就付一千圆。这两部小说各有百万字，照此算来，马上就会有大笔收入，而父亲此时又极需钱用，所以就同意了。赵苕狂先生又约父亲专门为世界书局写四部小说，每三个月交出一部，字数是每部在10万字以上，20万字以下，每千字8圆，父亲同意了。这样连吃饭带谈话，不到两个小时，这就是外面传说的“十分钟成交数万银圆”神话的真相。次日，赵苕狂先生果真带来合同，让父亲签字，并交付四千圆支票一张，这也就是所传“买王府”的钱了。［陈注：按照我的计算，1924年的四千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14万元左右。］

　　当时张恨水立即得到了《春明外史》稿酬(一次性买断)4 000银圆；并且此后分四次陆续收到《金粉世家》稿酬4 000银圆，以上合计8 000银圆。然后，每三个月得到20万字小说稿酬1 600银圆，也就是按照约定，每年至少可保证6 400银圆的稿酬。平均月收入在500银圆以上，跟当时胡适教授的经济状况达到同一水平(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两万元左右)。这还仅仅是上海世界书局给予张恨水的稿酬，还不计入其他的收入(如报刊编辑费等)。因此可以说，当时“张恨水稿酬几万银圆”的传闻虽然不够准确，但绝非无中生有。

　　张家大宅门的生活状况

　　张恨水从上海回到北平，就用稿酬所得4 000银圆购置了前门大栅栏12号的一所大宅门四合院，这跟鲁迅周作人兄弟购置的北京西直门八道弯大宅门价格相似，规模相当。

　　同时，张恨水支付了几个弟妹的教育费和婚嫁费。

　　张家大宅门有许多间大小房屋，居住十分宽敞。庭院里有许多树木花草，本来院子里就有枣树四棵、槐树两棵、桑树两棵，椿树、花椒树和无花果树各一棵。张恨水迁入后，又亲手栽种了洋槐、梧桐、杨柳、丁香等；满园花木扶疏，一片绿荫。他的书斋在丁香花旁，书斋东边是他开辟的花圃，更特地培植了他最喜爱的菊花。他常同来访的友人们在花丛中赏菊，一边喝茶一边闲谈，有时还做菊花锅，饮酒赋诗，共赏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