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枣庄市峄城区举办的全国第七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见到了台湾著名金学家陈益源先生。由于陈先生与金学泰斗魏子云先生有师生之谊（魏先生于２００５年在台湾仙逝，享年８７岁），他这次来大陆专门带来了恩师的遗著《金瓶梅馀穗》。陈先生说，他之所以带来魏先生的这部著作，主要是对魏子云先生这位金学“大佬”的一种追思和缅怀。我是有幸得到这本书的为数不多者之一，因此如获至宝。
《金瓶梅馀穗》是魏子云先生有关《金瓶梅》的二十余部著作中的最后一部。由于魏先生晚年患脑溢血，丧失记忆，无法亲自校阅，因此由陈益源先生校对。这本著作面世时，魏老已驾鹤而去。
仔细品读《金瓶梅馀穗》，愈加发现魏子云先生对金学的热爱和做学问孜孜求证的精神。这本“馀穗”像一朵散发着幽香的惠兰，沁人心脾；又像一块温润的白玉，让人爱不释手。把玩之余，我却发现了这块白玉的一处“微瑕”。
《金瓶梅馀穗》之下篇中有《金瓶梅中的癞葡萄》一文。该文说的是《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的“一碟子癞葡萄”。魏老在文中述说：从明代写的《群芳谱》中查知，这“癞葡萄”就是人们常食的“苦瓜”。魏老接下来的考证道：这种“癞葡萄”，大江以北也有，俗称“癞葡萄”。由于它身上长了一列列一串串的癞子（疙瘩），就像麻风病人身上长的癞子差不多。由于味苦，形象又丑，人不食它。它是藤类的瓜，往往爬到枣树上，一大串一大串地挂着。嫩时青色，成熟时白色，老时橘红色，光亮亮的。没有任何用处，不惟人不食，牛马鸡鸭也不吃。有时，可以摘下喂猪。我是淮北人，徐州稍南。后来，我到了江南，方始吃到苦瓜这种菜蔬。那时想，也许我们北方人，不会除苦，换言之，不会料理这道菜。近些年来，苦瓜这道菜，不但烧炒蒸煮，还能冻拌生食。甜咸都是好滋味。可是返乡探亲，问起癞葡萄，年轻人多不知，老年人说早已绝了种。但在上海，酒席上的小碟子，就有同我们台湾酒馆中的一样，有热炒的，也有冷拌的。由于今日交通迅捷，可能是北方馆子也有了苦瓜这道菜。苦瓜是南方的芳名，北方人称之为“癞葡萄”。
“癞葡萄”是“苦瓜”吗？非也！到底有没有“癞葡萄”这种蔬果呢？有！《金瓶梅》中的“癞葡萄”，至今仍是山东枣庄尤其是古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地区的特产，是乡村农人夏令时节的鲜物。这种“癞葡萄”在外形上与苦瓜相似，但实则有很大的区别。一是它的果实比苦瓜短粗，呈纺锤形；二是它成熟以后，内瓤是鲜红色，果肉有一种怪怪的甜，异常鲜美。鲁南人多在地头或房前屋后种上几棵，作为夏令时节的美食，一般很少批量上市，多是自家享用或赠送亲友，偶尔也会拿到集市上换些零钱。我是山东菏泽人，这种蔬果在鲁西南就没有，后来到枣庄生活后，才发现这种鲜物。看到魏先生的著述后，我也专门调查了淮北及华北一带的人士，这些地区也有这种“癞葡萄”，但数量不及枣庄和鲁南地区。在华北，它的名称已不叫“癞葡萄”，而被称之为“癞瓜”或“癞瓜子”。
对于苦瓜这种菜蔬，北方人并不陌生，餐桌上也时有出现，且为中药中常见。枣庄的老农告诉笔者：苦瓜长到最后还是苦的，癞葡萄成熟以后就是甜的，苦瓜是嫩时吃皮，癞葡萄则是熟时吃瓤，二者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
由于魏老不了解“癞葡萄”为何物，以至于造成推断的一误再误。对于这种“癞葡萄”，《金瓶梅》里称之为“艳物”，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它鲜美且稀有。确切地说，癞葡萄不属于“菜蔬”，而应该属于一种蔬果，因为它表面上看上去很“癞”，实则很鲜美，并且只有生食不可烹调。查找植物学有关资料才知道，癞葡萄属葫芦科，是一种蔓生植物，医学上称山苦瓜，但不等于苦瓜。最特殊的是那长满疙瘩的皮，十分粗糙。成熟时为橘黄色，非常甜，未成熟时是酸的。再看苦瓜，则属一年生攀援草本，幼嫩果实可供食用，因味苦而得名。原产热带亚洲，广泛分布在亚热带及温带地区。中国明代初年被列为救荒植物之一，当时尚未普遍栽培。至明代中叶才有较多的南方人食用，至今仍以华南栽培较多。另外，苦瓜的确也有“癞葡萄”这一别名，除此之外，它的别名还有凉瓜、癞瓜、锦荔枝、红姑娘、君子菜等，但“癞葡萄”这种称呼并不普遍。再看《金瓶梅》中的“癞葡萄”，既然与“流心红李子”一起被作为“鲜物”端到桌子上待客，那么它分明是被作为一种生食的水果，决不会是需要凉拌和烹调的。对于“癞葡萄”与苦瓜的误辨，不仅是魏子云先生，台湾林清玄先生的散文《白玉盅》也提到苦瓜的别名是“癞葡萄”，汪曾祺先生的文章中也这么认为。
由于魏老对癞葡萄的认识有误，因此，他把“癞葡萄”这种蔬果作为认定《金瓶梅》作者是南方人“屠龙”的“鲜明的证言”，也就立不住了。魏先生说《金瓶梅》中的饮食大多为南方人的饮食，此言也有失偏颇。从近几年的研究看出，《金瓶梅》所用的语言大部分是北方官话，间有吴语。但在方言上，则出现了大量的鲁南方言，尤其是枣庄峄城（古兰陵）方言。这种方言在饮食上也时有表现，如把烙出的第一张煎饼称为“滑答子”（引申为“不顶用的东西”）。这种土语只有峄城人才能听得懂。
我与梅节先生交流时，梅先生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求证时首先不能违背常识。只有不违背常识的求证，才具有科学性，否则就会误入歧途，甚至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金瓶梅》中的“癞葡萄”既然不是魏子云先生所说的南方的苦瓜，其作为认定《金瓶梅》作者是南方人“屠龙’的“鲜明的证言”当然也不能成立。相反，这“癞葡萄”却为《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为古兰陵（今峄城）人提供了又一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