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的“失误”
助我走进大学
１９７５年高中毕业后，我作为知青插过队，后来顶替母亲回城当了工人，先是干锅炉工，出徒后调到厂技术科学习模具设计。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开始并未给我带来多大的惊喜和兴奋。因为我上小学一年级时，高考就被迫中断了，因此对高考缺乏了解。另外，那时上大学都是单位推荐，突然改成考试，能算数吗？所以，刚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将信将疑，决心未定。但几位技术员老师是老大学生，深知知识的重要和对人生的影响，十分热情地鼓励我复习报考。在他们的鼓励下，再加上看到周围的一些同事都跃跃欲试，于是我也投入到了复习考试的行列中。由于自己平时喜欢文学，也学着写过诗歌、散文什么的，加上数理化没学多少，就决定考文科。
那时的复习条件是今天所无法想象的。白天要上班，只能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和星期天复习。没有辅导班，也没有辅导材料，甚至连一套完整的高中课本都难以弄到。就这样，主要靠着平时的积累加上１个多月临阵磨枪式的复习，就仓促上阵，进了考场。
记得那年高考的考试题中有“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中国的四大盆地”等，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当时，毛主席逝世虽然已经１年多，但他在人们心中的影响依然巨大，写下作文题目后，我的笔下就很自然顺畅地记下了毛主席逝世那天的见闻和感受。但是，走出考场后，我不禁懊悔起来。按照那时形成的思维定式，“难忘的一天”发生的事，应当是好事、有积极意义的事，毛主席逝世是悲痛的事，怎么能与“难忘的一天”联系在一起呢？在揣测中等待的日子最难熬，直到接到体检通知书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成绩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后来听说，写这类题材有加分因素，可以得高分。没想到，这次不经意的“失误”，却为我打开了通向大学的大门。
体检合格后就要填写入学志愿。当时文科院校和文科专业不像现在这样多，自己又不愿意读师范院校，只是凭印象和一知半解，填了山东大学中文、历史、哲学专业及服从分配４个志愿。这不是说自己当时的实力有多强、把握有多大，相反，恰恰反映了我对考试心里没底、没有太大把握的真实心态。前３个志愿都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层次，这在如今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但在当年却只能这样做，而且我还真的被山大录取了，不能不说是幸运。１９７７年的高考难度虽然不大，却是对考生平时知识积累和综合素质水平的一次检验。由于那时高中教育尚未走上正轨，学习不系统，应届毕业生考上的不多，考上的多数是“底子好”的往届毕业生，完全应验了那句老话：“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后来听高中老师讲，我们１９７５年一同毕业的１４个班中，那一年考上全日制大学本科的只有我一个人。
大学里
吃上“大锅饭”
我们这批学生考入山东大学时，学校的条件与现在相比是比较简陋的，却丝毫没有影响同学们的求知热情。入学之初，济南的部分同学不住校，后来好不容易挤出了一间宿舍，里面放了５张双层床，住了１０个人，进出都要侧身而过，仅仅是能坐着说说话、躺下睡个觉而已。对此，上至３０岁的老兄，下至１８岁的小弟，都看得很淡，没有多少怨言，大家都觉得能够来山大读书就已经很知足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
就餐则带有那个时期更鲜明的印记。刚刚告别了知青的“大锅饭”，入校后的头两年吃的还是“大锅饭”。我入学前是工人，但工作年限不够长，所以只算工龄不带工资。我像大部分同学一样，是吃助学金。助学金分三等，我是最少的一等，每月十几块钱，全部交上，不退不找，正好够一个月的生活费。这在今天看来，近乎天方夜谭，但在那时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与不高的生活费相匹配的，是饭菜的内容和吃饭的形式。餐厅里摆了二三十张方桌，没有凳子。每一个小组一桌，桌上有两个白色面盆，一个盛菜，一个盛馒头或米饭。吃饭时谁先到，谁去排队把饭菜打来，分到每个人碗里，根本没有挑挑拣拣的份儿，更没有什么小炒之类的服务项目。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因民族原因，我们那一桌是“多元组合”，来自不同的系和班级，多数是回族（也有几位不吃肉的汉族同学），吃的菜以青菜为主，有时加点鸡蛋，吃鱼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后来，学校的条件好了，学生们也不甘于老是吃“大锅饭”，于是就改为使用饭票，饭菜的种类、花样也多起来。
正是因为这“多元组合”的“大锅饭”，使我跨系跨班结识了几位同学，至今仍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同班的杨奇同学，当年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毕业后曾主办过省公安厅《警界》杂志，现在省公安厅机关任处长。现任省出版局副局长的杨学锋同学，是“一推双考”选拔上来的佼佼者，文笔和书法都很好，原来的志向是当记者，也曾做过刊物总编。对此，我说过，山东出版界多了个称职的领导，但新闻界却少了一名好记者。历史系的刘绍刚同学在校时就爱好书法篆刻，拜蒋维崧先生为师，不仅天分高，而且用功勤，进步很快，两年就获得了全国书法篆刻一等奖。现在他就职国家文物局，已是成就突出、颇有名气的书法篆刻家了。
那些与青春
有关的日子
大学校园就像一个萌发、催生追求与理想的平台。入校不久，同学们获得成功的喜悦和积蓄已久的创作才能就迸发出来，校园里相继出现了不少学习小组、社团和学生刊物。当时山大的学生刊物中，中文系的《沃野》、《明湖》是比较活跃和出名的。《沃野》有学校的资助，是铅印的。而《明湖》则是班里同学自己创办的，就靠几个同学手刻蜡纸油印，我也是这些“义工”中的一个。这些刊物虽然纸张比较粗糙，印刷也不精美，但由于作者是身边的同学，写的是熟悉的人和事，在同学中颇有人气，一印出来很快就被抢光。
我们在校时，山东大学校刊是８开４版、套红铅印。入学后的第二年，校刊要从学生中挑选特约记者，以便更好地反映校园生活，协助校刊完成采访任务。于是，我和杨学锋同学便成了其中比较早的成员。
当年的校刊编辑部在山大老校办公楼的二楼，只有两间办公室，负责指导我们的是高忠汉老师。对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做校刊特约记者是一件挺对口的事儿，所以我们积极性很高，很用心尽力。记得当时对入校时的激动心情是这样表达的：“那一天／一阵绿色的风吹过／把我送到您的身边／满目的生机光明／满目希望的帆……兴奋的朝霞／飞入我湿润的眼帘／喜悦的浪花／冲上我生命的甲板……”后来发表的东西多了，我与杨学锋同学就各取姓名的前两个字做了笔名，他是阳雪，我为柳絮，一同见报时还颇有几分诗意。时间长了，阳雪、柳絮在校内有了一点知名度，现在与一些老同学聊起来，有的人还有印象。
如今我还珍藏着载有我们文章的校刊，每当翻看时，青春阳光、蓬勃向上的校园生活就浮现在眼前。做校刊特约记者的这段经历，是母校对我格外的偏爱和培养，是一分珍贵的纪念，已成为个人成长经历中稚嫩、真诚和光亮的一页。
图为本文作者在校参加文艺汇演时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