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方知光阴荏苒飞逝如电。那场划时代的高考，转眼过去了三十载，刻骨铭心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魂牵梦萦的思绪总也挥之不去。
参加高考时我已儿女成行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在我们那座小县城，未谙世事的中学生首当其冲，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联，批斗走资派，那股冲天的狂热，较之今日之球迷和股民，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料好景不长，一阵热闹之后，我们被统统轰回了农村，大学也停止招生，寒窗苦读的大学梦成了泡影。
然而，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立马恢复高考，并且对“老三届”厚爱有加，报考条件网开一面，没有“婚否”的限制。此时，躬耕垄亩十年的我已年近而立，儿女成行，闻得此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犹如冬苗盼到了春天，欢呼出头之日到了！
接下来便是紧张的备考。因身处穷乡僻壤，信息闭塞，得到消息时离考试仅１个多月，时间之紧张可想而知。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寻找课本。自己读过的课本，也不知究竟是“破四旧”时一起被“焚书”了，还是沦落到废品站换了油盐钱，此时已无需考证，反正昔日的中学课本一时成了稀世珍宝。后来还是从几个在校生那里东拼西凑到了一些“文革”中的课本。
复习完全是在见缝插针和废寝忘食中进行的。那阵子正赶上生产队打土墙，我就主动担当了抱杵的任务，头脑里面放幻灯片似的回想着课本上的内容，手中的石杵任其信马由缰地起落。不过这种机械性的操作，有时难免造成杵落脚上的后果，幸亏脚上穿的是棉靴。散工回家，因孩子哭闹，我只好一边哄孩子一边背书，虽说背书声成了孩子绝妙的催眠曲，可心里总有一种将襁褓中的儿子一同拴上高考战车的感觉。唯独晚上是复习的最佳时机，挑灯夜战每每通宵达旦，一双模糊的红眼、两道黑灶筒鼻腔是无言的见证。
与梦想中的大学擦肩而过
考场设在母校，当我踏进阔别多年的校园时，年轻的应届考生占了大多数。高考试题是省里出的，题量和难度同现在相比，可以说是小儿科。语文试题里的古文翻译居然是妇孺皆知的“鹬蚌相争”；数学试题里的初中代数、平面几何题目占了相当比重；外语干脆没考。即便这样，每次环顾考场，望题兴叹者照样大有人在。
各科答题我基本得心应手，考完自我感觉良好，接下来的程序便得到进一步印证：高考成绩没有公布，但是通知我们少数考生到县医院参加体检，然后又派人来对这部分人进行政审。
不幸的是对我的政审反反复复来村上搞了几次，始终未能通过。据说，因为我高考成绩突出，所以招生部门舍不得放弃才几次退回重审。但最终我还是与大学无缘。我到底还是随遇而安了，每当听到友人为我叹息，总是用“免得范进中举的悲剧重演”以自我安慰。
好在那块时代的硬伤很快便得到了疗治，第二年就取消了所谓的政审。
当上高中毕业班班主任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由于高考中不凡的出手，我博得了当地中学杜校长的青睐。杜校长排除重重阻力，硬是拉我去中学任教，并破天荒地委以高中毕业班班主任的重任，令我受宠若惊。第二年，当得知还允许我们这些结了婚的“胡子兵”报考时，校长找我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可谓情真意切、语重心长，目的就是劝我不要再考，“为学校挑大梁”。滴水之恩理当涌泉相报，我当即信誓旦旦地表态：请校长放心，就是大学上门来请，我也不去了！
虽然我从此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后来我的不少学生、我的几个儿子都相继考上了大学、考上了研究生。我仍感无限欣慰，仍觉是这一制度的莫大受益者。３０年来已经自然形成的高考情结无法割舍，日久弥深。
图为中学毕业照，第二排左四为本文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