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当时我是一个初中应届毕业生。麦收前夕，我们公社的两个“联中”（乡村联办初中）合开了一个中考动员大会。头发花白的校长响亮地高呼“这是一个科学的春天，这是一个教育的春天”，他的激情感染着整个会场。
冲刺，成了激励我们的口号。那时，自习课是老师争夺学生的焦点。我们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是没出五服的姑嫂关系，她们两个比着赛争夺我们的自习时间。语文老师把背诵的作业留在自习课，数学老师也把补充习题留在自习课。没有背过课文的学生被语文老师叫到了操场旁边的小树林里接受检查，恰好这些学生又没有完成数学作业，数学老师找到小树林里，一眼看见嫂子正站在学生旁边，只好愤愤不平地走开。下次，却是数学老师先行一步，语文老师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为此，姑嫂两人同进一个课堂上课，同在一个伙房吃饭，碰了面却不搭腔。而那时，根本没有给教师发奖金的说法。
我们学校所在的村子，有一个叫邵振远的人。１９４８年，因为腰疼病严重，他从山东大学休学回家。到１９７８年，他的腰已经弯成了这样：坐着的时候，脑袋垂在两腿之间，鼻涕不间断地滴到地上。建国后，他也曾经做过乡村教师，后来因为病情，也因为地主出身，１９６０年被精简出教师队伍。３０年里，除了睡觉，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回忆和念叨以前学过的东西上。他的课本知识不知道要比我们的老师深厚多少！于是，老师领着我们去邵振远家要求他辅导，他也毫不推辞。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便在他家天井里上课，地面当黑板，树枝当粉笔。他那硕大的脑袋在讲课时努力往上抬，颤抖着抬到胸部，脸使劲往前探，竭力想看见我们。正值春末夏初时节，他那几乎秃了的头皮上源源不断地渗出汗珠子，汇成小流，直往下淌。他左手攥着一块布片，不停地抹着脸。我从来没有看出那块布片原本是什么颜色的，因为它太脏了！
我们整天背题、做题，吃的是地瓜面煎饼、玉米饼子就咸菜。感觉太累了，晚上１１点躺下，早上经常起不来。每天一大早，班主任就敲门吆喝我们。我们偷偷叫他“周扒皮”。冬天的早上５点半，天还黑着。比我们睡得更晚的班主任其实也经常犯迷糊。有天早晨，他又去喊我们起床，被屋前晒衣服的铁丝绊倒了，摔得挺厉害。一周后进教室，额头上还包着纱布。我们也心疼，但是不会表达，只有把他布置的作业做到最好。
参加高考的时候，校办工厂的破“解放”车拉不了所有考生，老师便动员家有自行车的同学每人再带一个，老师们自然也骑车子跟着。考完后，我们从１０公里外的考点往回返。在接近学校的大路口，我们停下车子，等齐了所有同学，老师恋恋不舍地对我们说：“同学们，我们就此分手吧。”我们一下子忍不住了，女同学全哭出了声。
前几天，跟一个同龄的同事说起高考来，他还回忆起一个细节：当年在考场上，他一抬头，无意中看见了前面考生耷拉下来的卷子，吓得心里怦怦直跳，赶紧低下头去，好一会儿才恢复平静。我本人参加了三次高考，都是带一张准考证、几支笔、三角板和圆规，从来没有动过作弊的心思，也从来没有动过要家长陪同的想法。考完了回家，直接到坡里去找父母，碰上什么活干什么活。等分数、等通知书，心里也急，急得冒火，但是从不跟家长说，还努力掩饰着。那时我们都这样。我真心怀念当年参加高考时的单纯和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