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广袤的齐鲁大地上不缺红高粱的身影。大片大片红脸儿绿衣衫的禾稼方阵，随风婆娑，发出一片沙沙声，散发着新禾的醉人气息。
　　小时候，我生长在乡间，不止一次钻过红高粱“织”成的青纱帐，啃过青绿的甜秆儿（一种甜高粱秸秆），吃过乌米（高粱秆上长的孢状物，孩子喜食），并知道高粱的收获是从打叶子开始的。虽说立了秋，但钻进高粱地里依然挺闷热。将秸秆下端变老发硬的叶子用手劈下，抱到地头上。打过叶子的高粱地变得稀疏，正在上浆的穗头迎着秋天的艳阳，露出嫣红的笑靥，老百姓都说，高粱晒红米儿了。它们见证着庄稼人的辛劳和忧愁，也分享着孩子们的欢乐。将散发着田野气息的叶子铺在地上，在上面竖倒立、打滚，笑啊闹啊，躺在上头睡个晌午觉，肌肤生凉，空气中散发着甜丝丝的味道，做个梦也是甜的。这是高粱给孩子们带来的第一份欢笑。接下来，随着高粱的收获，寻找乌米、选甜秫秸，都是孩子们的专利。乌米长在秸秆上，像是人的手臂上长了一个包。寻到后剥掉外皮，咬一口甜甜的、面面的，宛若上天赐给农家孩子们的小食品，可以与瓜露果儿、野西瓜之类田野里找到的吃物媲美。
　　孩子们的欢笑伴随着农民的辛劳。砍倒高粱之后，收穗子，运秸秆，刨扎子，打场，整地……秋冬面临的是红高粱窝窝头，那玩意儿可不怎么好吃。今天，除了少量用来煮饭、熬粥，高粱更多的是被用做饲料，也是酿酒、做醋，生产酱油、糖和味精的原料。但在过去，高粱是北方老百姓的主要口粮之一，东北就不要说了，高粱米饭相伴终年，那是白高粱。山东人吃红高粱窝窝头、饼子，喝高粱黏粥。常年吃会便秘，小孩子吃久了闹“吊叠肚”（肛门外坠）。笔者老家昌邑，有一位本家爷们儿吃怕了高粱饼子，嫌其老娘净给“老汉子脊梁”（将高粱饼子比作农民黑里透红的脊背），想吃掺豆面的干粮。其老母亲叹曰：“老汉子脊梁还是借的，将就着吃吧。”光景好些的人家，在高粱面外包一小块白面，擀饼、擀面条，红面裹着一层白皮，薄如蝉翼，俺奶奶说这叫“玉红面儿”。胶东一带也有这个吃法，叫做“大包皮儿”，口感滑爽，别有风味。
　　笔者老妻的家乡在济南西郊，土地在黄河南岸，早年以种高粱为主。她说自己是高粱地里长大的，高粱养育了他们一代人。上世纪６０年代改种水稻后，白面大米取代了红高粱，红窝窝从此淡出餐桌。但是，扯起高粱这个话题来，她依然余情不断。听她唠嗑，小时候家里做的“高粱疙瘩”非常好吃，至今记忆犹新。每到秋天，将正在晒红米的高粱穗子割下，搓出籽粒，上碾压了，打成稠糊子，熬熟了用一只“漏盆”将热糊子漏在刚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里，热糊子被冰凉的井水一激，盛在碗中就成了蝌蚪状的小疙瘩，凉凉的、滑滑的，一股新粮的香味，再浇上醋蒜，撒上青头儿，即成一碗特色农家冷餐，消暑垫饥，美味可口，可惜现在吃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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