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１９４９年４月的一个夜晚。渡江第三梯队的东线兵团总部和后勤机关、警卫部队、医院等大队人马，想趁着夜色悄悄渡过长江。我当时是话务员，背着一台步话机，腰里别着两枚手榴弹，和机要台长等十几人上了一条小船，与兵团首长所乘的船只并行出发了。不料，刚刚划出几十米远，就从上游隐隐约约传来了舰艇的马达声。因为我们当时还很少有机动船，所以首长判断这是一艘敌人的舰艇，于是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北岸隐蔽。
果然，那是一艘被我渡江大军吓破了胆的国民党军舰，它想借着夜色的掩护，偷偷向长江口逃跑，当发现江面上有我军船只后，便打开了探照灯。狗急跳墙的敌人一边加足马力向前猛窜，一边向我军船只和岸边开火。敌舰一开火，南岸敌人的枪炮也跟着响了起来。
幸运的是，我们的大部分船只都在敌舰开火之前划回到了岸边。我趴在隐蔽部里用步话机直接向北岸火炮指挥部传达了首长的命令：向来犯敌舰和南岸敌军开炮！长江两岸的枪炮声顿时连成一片，战斗越打越激烈。为了不失战机，我陆续地传达着首长的命令。有时，因为炮弹爆炸声太大，对方听不清，我必须１０次、２０次地重复高喊。又一排炮弹在周围炸响，我的耳朵被震聋了，什么也听不见。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从外边跳进一个人来，扑在我的身上。我也顾不了这些，仍然紧紧地护住步话机，继续传达首长的命令……
在雨点般密集的炮火下，我的步话机不知什么时候被炸哑了，我也昏了过去。当我醒来时，正躺在担架上。我只觉得下肢有些沉重麻木，其他地方都能动。想起渡江前的誓言“谁英雄，谁好汉，长江南岸见”，我立马跳下担架，坚决要求归队参加战斗。医生按住我说：既然没有重伤，那你浑身上下的鲜血是哪里来的呢？对此，我也很纳闷。后经医生检查，果然只有右腿受了点轻伤。
当我带着包扎的纱布再一次回到江边时，除零星枪声外，江面基本趋于平静。战友们告诉我两件事：一是在我军强大炮火下，敌人的长江防线被摧毁了，那艘军舰也被击沉，部队清理现场后，准备马上渡江。二是在我战斗过的隐蔽部里，有位警卫营的战士牺牲了。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身上的血迹就是那位战友为保护我而留下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经历了一场激战后，终于打过了长江。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珍藏着一枚渡江胜利纪念章，也一直怀念着那位为保护我而牺牲的不知名的战友。
图为１９４９年渡江后本文作者在南京时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