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事情也并非完全因诗而生，只因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我遇到了许多知音和数不清的好心人。
我是家里的长子，１９７６年高中毕业后本应留城就业。岂知，当地在执行知青政策上与省里文件撞车，他们在争执了近５个月后还是让我卷起铺盖到诸城一个偏僻的农村插队落户去了。那年我不满１８岁。
刚到农村的第二天，吃过午饭，我就被派往治水工地抬土方。虽然天气阴冷潮湿，但学大寨的脚步不能停。收工时夜已经很深了，每个人分得两个玉米饼子，揣在怀里往回赶。那时我刚来，人不熟悉，连个聊天的对象都找不到，再说大家干了一天的活，累得趴在炕上谁也不愿多说一句话。在这压抑的氛围中，又联想起大队支书要求我们扎根农村６０年的动员报告，我就难过得想哭。
辗转反侧间，忽然听到好久不出声音的广播里传来了嘹亮的歌声。尽管大多是一些革命歌曲和京剧样板戏之类，可我还是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喇叭里竟然播出了郭小川的抒情诗歌《团泊洼的秋天》。我平常脑子笨、好忘事，可这首长诗我只听了一遍，居然就能流利地背诵下来。接着，我站在炕头上，大声地朗诵起来：团泊洼啊，团泊洼……那晚，大家都以为我疯了。
受此感染，在原来爱好的基础上，我也拿起笔，利用劳动之余点点滴滴的时间写起了诗歌。有时灵感来了，睡着睡着一骨碌爬起来，蹲在炕头上，在煤油灯下写啊写啊，手脚冻麻了也全然不知，一直写到公鸡打鸣天放亮。
等写到有点诗味儿了，就想投出去试试。但那个时代媒体特别少，加之缺乏自信，一沓诗稿放进兜里几天却总也不敢拿出来投进邮筒。后来，同村一位民办教师鼓励我：不妨先投给县广播站，说不定会成功。稿子发出后，我陷入了焦急的等待中，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就在我完全失去信心之时，２０天后的一个早晨，大队支书风风火火地找到正在村头冰冷的池塘里挖藕的我：“小高，刚才话匣子里广播哩，你的诗写得真不孬，写出了咱村的新面貌！”他乐呵呵地抽了口烟，又说：“以后你就不要干这些体力活了，到兽医站帮着打防疫针去吧，闲下来的工夫也好再为咱村写诗！”
那阵子正闹猪瘟。我每天到各家各户去打针，因要抢时间，一天至少需要给几十头猪打针。一次，我打针时走了神，结果一针把一头母猪的眼睛扎瞎了。有人反映到大队里，要求将我撤掉。支书听说后，往桌上敲着烟袋锅，说：“吵吵啥，不就是个猪眼吗？村里包了！”听到这话，我顿时泪流满面。支书摆了摆手，扯着嗓门说道：“谁不犯错呢，又不是跟谁有仇故意的。”他外表给人以粗莽直爽的样子，实际上非常细心周全，为避免以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为了让我躲避一下风头，他随即把我派往青岛去采购农药。
正是在支书这样的默默帮助下，我才如鱼得水，有了更大的空间写诗。不久，我所写的《春歌》、《春天》、《春潮》等组诗在《山东广阔天地》、《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和播出。其中，好多抒情诗在全省知青中广为流传，有的还成了一些单位文艺演出的重头节目。很快，县文化馆把我借调过去编《诗歌通讯》。虽然是个拿工分的文化工作者，但知青们对我还是羡慕得要命。
就在我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之时，有位乡下的知青跑来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省军区到咱公社征兵了！我想，一旦当兵，就不需再扎根农村６０年了。于是，我连夜跑回公社报名。孰料，当敲开武装部大门时，人家说已经晚了。无论我怎么强调理由，就是不能报名了。
第二天，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走着走着一叠诗稿抖落地上，弯腰拾起的刹那间，一个大胆的念头划过脑海：让他们看看我写的诗，说不定能碰到欣赏的领导，会放我一马呢。于是，我走进县武装部，直接找征兵的首长。那天真的太巧了，首长和县里领导刚好走出大楼。见状，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自我介绍，将自己为什么晚报名的情况做了说明，最后双手送上见报诗作请他们过目。
首长接过诗歌，又抬头看了看我，微微一笑：“原来你就是那位知青诗人呀，很有名的！我们部队就欢迎像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入伍。”交谈中，他转身对旁边的一位军人说：“给他们公社打个电话，让他把名报上吧！”接下来，体检、政审……一路顺利，我终于被批准入伍了。
接到入伍通知的那一刻，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支书拍着我的肩膀，笑道：“好小子，我早就看出来你想走人，说扎根农村６０年都是套话，看把你吓的！这个穷地方留不住你啊……”
至此，我下乡刚刚一年就穿上军装，离开了那片广袤的土地。光阴如梭，３０多年转瞬而过。漫漫岁月曾检验过、改变过很多东西，但依然不变的是那段非常时期，那些可亲可爱的人所带给我的非常的爱，那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动力和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