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父亲张兴忠，茅台酒厂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张兴忠，１９２１年出生，山东省东阿县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排长。国营企业经理，茅台酒厂厂长，现离休于山东省东阿县卫生局。
后来父亲说，茅台酒厂志上写的是排长，其实他当时已是副营长。不过他不以为意，说当初没叫土匪打死就不错了，还计较这干啥？典型的山东人豪爽性格。而说起父亲与国酒茅台之间的一世情缘，那真是比酒还要浓烈醇厚啊。
“神枪手”
奉命组建茅台酒厂
我父亲张兴忠１９４７年在山东聊城地区参军入伍，先后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了徐州会战和百万雄师过长江等重大战役。１９５０年７月，他随部队到达贵州省遵义地区仁怀县，参加了当地剿匪战斗。当时父亲是副营长。他在部队有两大名声：一是全团的神枪手；二是酒量特别大，年轻时和另一个人一起曾在聊城民王屯一个小店里喝过１１斤白酒。
也许是因为酒量大的缘故吧，１９５０年，父亲奉上级命令带领１２人去接管茅台酒厂三家厂家，就是人们常说的华茅、赖茅、王茅三家酒坊。
根据我父亲留下的资料记载，接管茅台酒厂时三家酒坊已是人去楼空，只有几间破屋、几个窖池和酒甑。１９５１年，我父亲代表人民政府首先接管了“华茅”厂房，当时按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支付旧币１３０００元，华家只收了１００００元，退回３０００元。接下来又接管了“王茅”酒坊的一个酒甑、４个窖池。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人民政府决定没收“赖茅”全部资产，我父亲代表人民政府亲自宣读了命令。前后三年，把三家酒坊全部接管完毕，三茅合一，这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工资大都花在了
酒师和工人身上
回忆建厂初期，我父亲为尽快恢复茅台酒的生产，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带领战士亲自走访当地知名人士，打听三家酒坊的酒师和工人的住处，然后一个一个登门拜访，请回到茅台酒厂。１９５１年请回来９名工人，当年生产茅台酒０．３４吨。１９５２年达到４９人，产量是７５吨，超过了解放前三家酒坊的总和。１９５４年以后，茅台酒的生产和销售全面纳入国家计划，茅台酒厂从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母亲常对我们说，父亲为了请回那些老酒师和工人，连家都不顾，经常拿自己的工资买烟送给酒师和工人，还亲自为患病的老酒师洗脚，那些老酒师和工人很受感动，就都回到厂里来了。
我父亲是当兵打仗出身，一股山东人的豪气，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却很细心。为了稳住回来的酒师和工人，他派人把他们的家属都接到茅台酒厂来，安排照顾得好好的，这一招很不简单。我母亲说，你父亲当时经常是有家不回，成月和酒师、工人吃住在一起，工资大都花在他们身上了。１９５４年，茅台酒厂已初具规模，生产蒸蒸日上。当年，周恩来总理带着茅台酒参加了著名的日内瓦会议。周总理还风趣地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他成功的有“两台”，一台是“茅台”；一台是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为此茅台酒厂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庆功大会，会后少不了要喝茅台酒。听我父亲说，不得了啊，几十个工人排成队，非得要挨个给他敬酒。这下麻烦了，不喝吧，对不住工人们的一片诚意；喝吧，酒量再大也受不了啊！但他还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每人必须喝一大碗。我父亲抓住第一个敬酒工人的手，先干了一碗，然后等对方也干了一大碗才松手。连喝了三个人后，其他敬酒的人都吓跑了。
叶落归根
仍难忘那分“酒缘”
“文革”结束后，上级找我父亲谈话，希望他再回茅台酒厂担任领导工作。我父亲由于有严重的心脏病，提出回山东老家治病安度晚年的想法，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１９７４年５月，在遵义市委和仁怀县委的安排下，我们全家从贵州省仁怀县回到了老家山东省东阿县。回到老家后，我父亲依然关心茅台酒的发展和生产。我父亲常说，季克良（现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个人，有文化，江苏南通人，专门研究微生物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果然，季克良在当了多年的“臭老九”后，从副厂长到总工程师，从厂长到董事长，到现在的全国酿酒品酒专家和全国人大代表，把茅台酒的质量和产量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如今，我父亲虽然已辞世８年了，但他对茅台酒的关心影响了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直到现在，我们姐弟６人都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只要见到家里有假茅台酒就要摔碎，就连真茅台酒瓶，我们也从来不卖给收酒瓶的，怕人家收去后造假茅台。这一切，都缘自父亲对国酒茅台那分永恒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