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近30年的人生历程中，前20年基本是在农村度过的。这20年里，我经历了有3届村长，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村长早已举家外迁，到县城去生活了，偶尔回来逛逛；90年代初的那一届，也退休了，在村西北与他的五个儿子住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我和他关系不错，每年回家都到他家去坐坐，很是客气；现在的这一届，仍在任上，算是叔叔辈，估计明年就不干了。
现在的这一届村长，叫广运，年轻时候在外面当过兵，后来复原回家，承包了一片山，种树，放羊，并兼任村民兵连长，这可能是他“官运”的开始。
广运的姨夫也是我们村的，一直在外当官。由乡镇普通干部，当上乡长、书记，最后成了县里的政协主席，算是我们村出去的高干了。而广运和他的兄弟的命运也随着他们姨夫的升职而得到了逐步改变。最显著的就是广运了，由一个羊倌干上一个千数人的村子的一把手，也算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祖坟烧高香了。
90年代中期，村委会选举，因为其姨夫的关系，能从外面为村里贷来款，成了广运成功竞选的最佳理由，只有后来贷的款去哪里了，无人知晓。没几年，村长便废弃了原来破旧的老房子，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大厦子房。那个时候，村委的房子也在翻新，村长家也盖房子，村长的弟弟也在盖新房，拉料的车在村里交叉着送料，也不知道是给谁盖房子了，稀里糊涂就全盖好了。
村长当上了，却发现村里的“国母”确实有点配不上他了，“国母”茂红原来在村子小学里面教书，后来小学撤并到镇上，她就退休了，专门在家伺候当一把手的丈夫，可惜身材短小却不精悍，一米五的个，圆嘟嘟的身材，犹如一截粗木桩。一到冬天，脸上手上都是冻疮，对于村里的“高干”来说，实在有些对不起村容村貌。不过，后来茂红肯定知道了村长和春红的事，无奈为了维护这个家庭，睁一眼闭一眼忍气吞声罢了，也算一个大度的女人。
那时早有风言村长看上了外来的媳妇春红。春红尽管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但还是颇有姿色，在这个还算传统的村子里面，要不然咋会被村长看上呢。老公是一个懦弱的男人，被老婆骂也不干吱声，是个明摆着的受气包。起初我也不信，有一天深夜我和小叔从镇上回家，快到村子时，看到前面路边有两个黑影在摸摸索索，见我们要走进，突然女人开口大骂：我楔死你这个婊子生的！男人顺着下坡便一溜烟跑了。我们继续赶路。小叔告诉我，女的是春红，男的是广运。看来村长谈个恋爱也不容易啊，得趁着黑夜，还得偷偷摸摸，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多不容易啊。
不久以后，春红便进入了村委工作，好像是妇女主任之类的干部，这样接触频繁而又有了村委工作作为掩护，方便极了。于是村长和妇女主任经常商量村委工作到深夜，实在是鞠躬尽瘁啊。急得春红老公偶尔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没办法就朝别人发发怨气：奶奶那个*哩，什么活，非得半夜干？
9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还是很苦的。农民除了忙自己地里面的事情外，还要“出赋”，即“义务工”，以计公分的形式，让农民以近乎无偿的形式从事兴修工程的工作，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很多次，我还参加过。工作条件很艰苦，很危险。基本是靠人工，很少使用机械，这可能是动员农民无偿劳动的一种延续。文革时期的一次“出赋”中，很多人都在一片悬崖下抽烟歇息，一块很大的土坯顺着悬崖倾泻下来，我爷爷的叔叔当场被砸死，我的父亲也被砸伤了脚，一到阴天就隐隐作痛，幸亏跑的快，要不就没有我啦。通过父亲通过十几年不间断的交涉，才免除了“义务工”。 这是一次，还有一次，约是96年，我的一个初中女同学海燕，在一次“出赋”中，被远处开炮炸山飞过来的流石击中心脏，当场死亡，给这个原本很不幸的家庭（其父93年因心脏病去世）带来了沉痛的灾难和悲伤。
而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村长和妇女主任除了“现场指导”外，还找个隐秘的地方调调情。那些年过年回家喜欢打牌，牌友告诉我，“出赋”完了，想把水桶放在工地的小屋里面，带回去麻烦。没想到一开门。村长和春红在里面抠抠摸摸，乱亲乱啃，当场惊呆，尴尬无比。
这成了小村子里面众人皆知的秘密。一个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三个，后来也有了干部的派头，说话打着官腔，滑稽死了。99年我考上大学，照例要请村里的干部吃饭，村里的干部悉数出席，春红也不例外。村长代表村里掏出400元钱作为对我这个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的奖励，我连忙感谢，全家人都很高兴。其实那顿饭花了220元，还结余180元。那时，村长对我说了一句话，还是很有水平的：咱们村里穷，这400元是村委对你的表示，也是第一个啊。以后发达了，别忘记咱们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