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先生是中国山水画一代宗师，缅怀可染先生之际，不免忆及他艺术生涯中的众多恩师。李可染曾拜国画大师齐白石、黄宾虹为师，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人在李可染的艺术道路上起着重要作用，被他尊为启蒙老师，他就是潍县（今潍坊市）人张眺。
张眺，原名张星芝，字鹤眺，笔名耶林，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山东潍县寒亭（今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道寒亭二村）。１９２９年夏，考取当时中国最高的艺术学府——杭州国立艺术学院第一批研究生，与李可染相识，并相交多年。张眺曾担任“左联”、“美联”的党团书记，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期我党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是美术界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被誉为“左翼美术运动的拓荒者”。１９３３年，担任赣东北苏区苏维埃文化部长。１９３４年冬，被诬为“ＡＢ团”，蒙冤遭错杀于江西，牺牲时年仅３３岁。１９８６年，中共潍坊市委组织部作出了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的决定。
西湖边上两兄弟
张眺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张潼是清代光绪辛卯科举人，曾任荣成教谕，后参加同盟会。张眺弟兄七人，长兄张瑞芝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同盟会，回潍后首倡机器纺织；五兄张岱芝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曾去苏联学习，后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张眺年龄最小，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精通诗歌，尤擅美术，刻一手好图章。１９２７年，在潍县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张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同年，他将自己以前所撰写诗歌共７７首结集，取名《步学集》（可惜现仅存序言一篇和赠诗一首，手迹现存上海“一大纪念馆”），以示纪念。
１９２９年，张眺得知当时中国最高的艺术学府——杭州国立艺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招收研究生，决定报考。在报名的时候，他遇到了同来报考的李可染，二人一见如故。李可染此前只学过国画和水彩，而招生简章要求画“门板那么大的一张油画”，李可染有点畏难退缩。张眺的家乡潍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几里之遥的邻村杨家埠是我国木版年画三大产地之一。张眺在家乡艺术熏陶下，很早就表现出较高的天赋，后来对素描、油画、漫画等广泛涉猎，此时已有很高的造诣了。他热情劝慰李可染，表示会竭力教他学油画。就这样，张眺成了李可染的“启蒙老师”。
张眺不仅毛遂自荐，更是对可染亲如手足，带引他买来了油画笔、油彩、调色板、画框等基本材料工具，教他如何绷画布、调色，到如何用笔，巨细无遗。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二人同赴考场。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李可染榜上有名，张眺却意外落榜。得知录取结果，张眺并不丧气，他来到校长林风眠的家里，讲了他对艺术的看法和求艺的大志，林校长对他很是欣赏，慎思再三，认定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就破格录取了他。
张眺不仅在艺术上有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他在思想、政治上也十分成熟。平常，张眺爱读西方哲学、文论，也经常介绍同学们阅读鲁迅著作和鲁迅编译的书刊，传播进步思想。由于他学识渊博，为人真诚朴实，加上比同学们大五六岁，所以同学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信任他、亲近他，张眺无形中成了杭州国立艺术学院进步同学的核心。１９２９年下半年，张眺发起成立了进步文学艺术团体“泼波社”、“一八艺社”，组织革命美术活动。在他的带领下，杭州国立艺术学院涌现出不少进步美术工作者，如李可染、胡一川、于海、刘芳松等等，他们坚持用美术为人民和革命服务，后来都成了上海左翼美术运动的骨干力量。
在李可染看来，张眺人品好，学问高，思想进步，是难得的良师益友。因为两人都是高个头、穿长衫，同住在西湖岳坟旁边一个名叫“善福庵”的尼姑庵里，同进同出，形影不离，师生们称呼他俩是“西湖边上两兄弟”。张眺思想敏锐，评古论今，滔滔不绝，而李可染从原来不会画素描、油画，到后来名震全校，于是两兄弟又有了各自的绰号：一个叫“张理论”，一个叫“李艺术”。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李可染依然深深怀念两人在西湖边上一起学习的时光。他经常说：“我在到杭以前是一个极无知的人，是在张眺同学的教育影响下，使我初步认识社会和文艺上的正确道路，这对我一生都起了很大作用，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
张眺在学校的进步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张彭年（时任训育主任）的注意。１９３０年春，日本友人给张眺寄了一些宣传革命的小册子，被张彭年查到了。于是张眺被捕，关在杭州军人监狱。他在善福庵的宿舍也被翻了个底朝天。那天李可染到浙江图书馆看书去了，回来见房门大开，书物凌乱，经询问邻居才得知，张眺被特务逮捕了。由于张眺意志坚定，守口如瓶，始终不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特务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好友李可染求助于林风眠校长，极力陈述张眺为人和在学术上的抱负……请学院出面营救。林校长也非常关心这个难得的人才，多方奔走，最终由林校长作保，张眺获释出狱。张眺在学校无法再呆下去了，约见了李可染一面后，直接去了上海。
“左联”的党团书记
到达上海不久，张眺便恢复了党的关系。由于他在美术方面有极高的修养，在杭州艺术学院有过在美术界开展革命工作的经验，而且上海左翼美术运动的骨干力量基本上是来自杭州艺术学院，因此党安排张眺组织发起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并负责“美联”的党内工作。
为关心、培养青年作家的成长，张眺在繁忙的工作中，经常用报刊、通信、谈话等多种形式，对他们进行过热情的帮助。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张眺在连续阅读了“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后，发现《北斗》的创作倾向存在一些问题，于是写信批评主编丁玲。其实，张眺与丁玲有着广泛的接触，曾为丁玲的中篇小说《水》画过插图，只是由于工作保密的需要，这种接触只是单方面的，当时丁玲并不知道。此时丁玲正追求进步，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张眺的信中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帮助，也得到了政治上的关心，因此丁玲“得到了许多快乐”，她表示接受批评，愿意“在行为上答复”张眺，并希望张眺能多寄些稿子来。在接到张眺的批评后，《北斗》第三期封面由蓝色换成了红色，不再发表思想上右翼的作家的作品。从此，丁玲与党组织之间又靠近了一步。１９３２年，丁玲与原杭州艺术学院毕业的李岫石一起入党。丁玲十分感激张眺对她的关心和帮助，张眺写给她的信，她一直珍藏到建国后。
１９３２年７月，张眺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参加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直属的文化委员会（简称“文委”）、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的领导工作。女友周湘浦担任“文委”机关的“内交”（即负责传递文件等）。
张眺在上海白区三年多，居住在左翼文化人聚居的闸北一带，全身心地从事左翼文化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他既没有自己的家产，也没有固定的职业，生活很清贫，和女友周湘浦每人每月生活费６元，基本上靠大饼、白开水过日子。
１９３２年底，由于王明路线的推行，上海文艺界的许多进步人士纷纷被捕，开展党的工作愈来愈困难，张眺的处境愈来愈危险。党组织通过内线得知敌人要对张眺下毒手的消息，立即派冯雪峰、楼适夷前往通知，调他到中央苏区瑞金。在春节前的一天下午，张眺告别新婚妻子，踏上新的征程。
赣东北苏区
的教育部长
与张眺同行前往中央苏区的约有２０多人，当他们路过赣东北苏区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张眺暂时留赣东北工作。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３日，赣东北苏区第二次工农兵大会召开，张眺是出席该会的代表，为１５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上，方志敏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眺当选为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部长，负责赣东北苏区教育工作，后来兼任共产主义学校校长。
张眺担任苏区文化教育部长期间，苏区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全民的普及教育。苏区共创办劳动小学４００余所，保证了大多数儿童接受教育。兴办工农补习夜校和成年识字班，在村头路口普遍设立识字站，并设立了一所妇女职业学校。省里创建省工农剧团，几乎每个乡都办起了红色俱乐部，在各村设立了农村俱乐部，普及红色歌谣，丰富人民精神生活。
张眺还组织来自上海“左联”的画家创办“画室”，宣传介绍革命以及苏联的建设经验等。１９３３年５月１日，《红色赣东北报》“五一”特刊刊登了张眺画的“康拜因”（苏联的联合收割机）以及一些介绍苏联集体农场生产的图画。当时，“康拜因”在苏联也是刚出现不久的新事物，中国农民更是满足于精工细作，没想过用机器进行生产。而张眺已经看到了机器大生产的优越性，用图画的方式介绍给中国农民。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王明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后，派遣曾洪易为所谓的全权中央代表来到赣东北，大搞肃反，逮捕刑讯、迫害党的干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方志敏奉命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北上抗日，张眺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曾洪易将张眺以“ＡＢ团”罪名，杀害于江西，然后自己投靠了国民政府。
斯人已逝，功过历史早有定论。１９８６年，中共潍坊市委组织部作出了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的决定。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期间，周扬领衔发起了出版《耶林纪念文集》的报告，阳翰笙、李可染、夏衍、艾青、沙汀、丁玲等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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