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元1650年高一功从李锦手里接过这个帝国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政权把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展到全国的能力。顺已经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下游、陕西和华北平原相当大的一部分。北方曾经强劲的满族政权在连续遭受几次严重的军事失败后，由于他有限的人力资源，已经陷入了危机。实际上，在1651年，清此前实际的领导者多尔衮病逝以后，满洲贵族集团认为他们已经为摄政王个人的军事冒险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趁现在还有一些力量，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并利用距离的优势进行防御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于是开始逐步的向关外收缩力量。而高一功也很乐于把他的军队转向他的另一个对手，依然控制着云贵和两广地区的明朝残余势力。在高一功巧妙的分化手段和巨大军事压力下，10年以内，南方有组织的抵抗即告瓦解，唯一还保留着一定军事实力的郑成功也满足于保住台湾这个基地（1662年，利用郑成功去世后台湾的内乱，施琅收复台湾），1661年，再度挥师北上的顺军击破留守清军半心半意的抵抗，1644年以来第二次进入北京，并在长城一线建立起了对游牧民的防御。至此，高一功已经完成了明的遗产继承。同年，按照大臣的意见，他把国号由继承自李氏的“顺”改为“华”，以表示他驱逐北方入侵者的功绩。

　　这时候摆在高一功（后来被称作世祖）面前的是如何把这个军事征服的帝国迅速的稳定下来。事实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成功比他在军事上的成就更为影响深远。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处境大致相同的德川家康相比，同样怀着对前一代制度的强烈不满，但由于高一功在构建一个新制度的想象力方面大为逊色，往往采取追溯明以前历史和简单反动朱元璋政策的方法，结果反而建立起了一个较为灵活的社会结构。

　　例如，当大臣把“阉祸”作为首要的教训上呈给要求总结明代经验的世祖时，皇帝几乎不加思索的做出了本朝废止宦官制度的决定，惊讶的大臣立刻指出这在实际操作中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内外相隔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皇帝的回答是要求文学侍从查阅历史上宫廷的编成情况，发现后唐明宗的内宫宫女为100人，大臣勉强同意，这个规模的宫廷是不必宦官也可以保持正常运转的，因此世祖就命令把这个数字上限作为给子孙的训诫记载下来。

　　新朝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其对明代经济政策的全面反动，减免明代苛重的赋税、不设立皇庄、通过免税鼓励垦荒等等都是在建国之前就确定的，但这些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财政拮据，尤其是在为了减少贪污大幅度提高官员薪俸以后。象往常一样，皇帝求助于史籍和实际经验（儒家建议的自上而下的节俭示范在世祖看来似乎毫无用处，因为他已经把他本人的开销降到创下历史纪录的程度——即使《周礼》描述的古代典范帝王，好像也比他更懂得享受），决定执行以获取贵金属为核心的商业政策

　　这种经济政策的变化引起了部分士大夫的抗议，而最终引起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风暴。在从清军手中夺取曲阜的时候，皇帝就对孔氏在清占领下顺从剃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因此决定削除其世袭的封爵。当财政问题引起的本末之争逐渐上升到义利之辨的时候，感到厌烦的皇帝要求支持他的大臣设法彻底压倒狂热而不负责任的谏官们。最终，来自江西的某位大臣突然意识到他一向服膺的陆王之学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他上本指出，杨时实际是阿谀蔡京的J党，对北宋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朱熹实际是按照自己意图，随意篡改经典的儒学罪人，理学的崇高地位实际是元代异族入侵者确立的，由于这种并非完全符合事实的攻击非常满足皇帝的胃口和需要，新王朝立刻认可了这些论点，并把《学》《庸》剔出考试必读书目。但陆九渊的崇拜者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因为皇帝最后发现，叶適陈亮的学说似乎更为符合他的实际需要，于是开始调停心学和浙东学派。实际上，新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就是这两者的奇怪混合物。（这场意识形态之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孔子回到了他贞观二年以前的处境：先圣的地位还给了周公，而他取代颜回成为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