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全宋词》，有南宋严蕊的三首词，其中两首与牢狱之灾相关，而把她送进大牢的则是理学家朱熹。

　　严蕊是台州的一名营妓，“色艺冠一时”，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美名远播。所谓营妓，即是官妓。在宋朝，法律规定，官妓可坐台伺陪官员，但不能同床伺寝，是只卖酒不卖身的夜总会小姐。但这禁令往往有名无实，官员狎妓之风大盛。

　　因为与官场沾了点边，严蕊不幸卷入了一场政治派系斗争，成为南宋一大桃色新闻的女主角。台州知府唐仲友与严蕊相熟，经常在酒宴中找严蕊作陪，在一次酒宴中她写下了那首成名作《如梦令》。唐仲友与朱熹不合，二人存在学术分歧，并由此而升级为官场上的派系之争。所以当朱熹任浙东常平使，巡行台州时，就着手搜罗唐仲友的罪证，上书弹劾，而其中一条就是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个人作风问题”。

　　朱熹听闻唐仲友与严蕊关系暧昧，于是从严蕊下手，企图从她那打开突破口，找到唐仲友个人作风败坏的罪证。在朱熹的道学词典里，妓女必定都是无情无义，也必定都是软弱低贱。所以，一个高呼“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自以为胜券在握，开始对一个弱女子展开严酷的审讯。严蕊被关押了两个多月，遭受频繁的严刑拷打，“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堂堂大学者以如此残酷手段来对付一弱势妓女，不仅有伤风雅，非君子所为，而且明显带有心理变态的可疑迹象。作为一名提倡灭欲的理学家、道学家，朱熹大抵是对代表着身体欲望的妓女恨之入骨吧，因此他那心底的某些阴暗也就不难揣度了。

　　可谁想纤弱的严蕊却表现得如烈士般坚定，任凭拷打，自始自终只承认陪酒的事，不承认上床的事。“身为贱妓，纵使与太守有染，科罪不致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她的这番痛苦忍受竟是为了不连累“士大夫”，这真是让身为士大夫的朱熹颜面扫地。

　　妓女，官员，学者，通奸，刑讯逼供，这件充满噱头的桃色新闻很快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孝宗平衡了一下全局，轻描淡写地下了个结论:“此秀才斗闲气耳”。秀才斗闲气，妓女遭殃，实在不公。然而为政治做牺牲品的， 向来多是无辜之人，有口难辩。后朱熹调任，岳飞的儿子岳霖接任，严蕊才被释放出来。临出狱时，她写下了这首《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首词应算是她最好的作品。

　　在这场力量并不均衡的博弈中，大学者朱熹输得很彻底，不仅在政治上没有打倒唐仲友，而且还输掉了人格，输掉了颜面，输掉了人心。经受酷刑而不屈的严蕊则不仅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还由此证明了一个妓女的气节。在这场博弈中，高高在上的道学家表现得如低贱小人，而低微的妓女则表现得气节高尚。自此，假道学、伪君子的声名，朱熹算是落下了。

　　大理学家朱熹狎妓吗?朱熹的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果他按此要求自己，那本应是不狎妓的。但是，南宋是堂而皇之有官妓的，朱熹作为一名朝廷官员，在各等宴会中叫官妓作陪也属平常事。难道独独他高风亮节，抵制官妓?史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想来，他也是狎妓的。甚至，他还被揭发纳了两个尼姑为妾（这是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十条罪状之一）。

　　官司平息后，朱熹感觉自己吃了亏，辱没了名声，就写了篇奏折，以示清白。在奏折中，他揭密已流传于坊间的《卜算子》并非严蕊所作，乃是唐仲友的亲戚高宣教所写，由严蕊在宴会上弹唱以助酒兴。不管是真是假，朱熹的解释再次让人生厌，因为他已完全丧失了说话的立场。堂堂大学者的形象与气量，又一次遭到自毁。相较之下，“莫问奴归处”的严蕊则显得超脱许多，淡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