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速览]在不少人的眼中，男性性工作者意味着丢人、不劳而获、性病、艾滋病、包养等等不体面的字眼。但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弱势群体”。
在不少人的眼中，男性性工作者意味着丢人、不劳而获、性病、艾滋病、包养等等不体面的字眼。而他们恰恰是乐宜关注的人群。乐宜是中国首家关注男性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NGO)，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医疗、心理咨询与法律援助。2004年，Tony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向香港乐施会申请了赞助，当年11月就在上海创办了乐宜机构。他们的出发点是“提高男性性工作者在工作中的职业安全，减少艾滋病对男性性工作者的威胁”。
“很多人对男性性工作者的设想都是帅气，有钱，被富婆包养。但是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发愁。”Tony特别强调，男性性工作者其实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大都从很穷困的地方来，而且并不都是长相漂亮的人。”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曾经开展过针对男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宣传和安全套的推广以及行为干预，负责人郭雅琦告诉记者，“收入高的男性性工作者也不一定有多好的生活条件，他们的花销很大。”男性做这一行要花大价钱购买性药品，还要买不少衣服、化妆品打扮自己，招徕顾客。
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个来自内蒙古、现居北京的男性性工作者。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愿意冒健康的风险做这行时，他说“有些人花天酒地，但是自己却很苦”，觉得“不公平”。至于职业风险，他说“没有付出怎么有回报啊？”“反正也活不了多少年”。谈起现在的生活，他说自己“非常悲观”。
贫穷加剧疾病危险
Tony说，和许多“小姐”一样，大部分男性性工作者都过着很一般的生活，收入高的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过深圳是个例外，“在深圳，很多男性性工作者都被‘富婆’包养，甚至有人能赚一套房子。”性社会学者方刚这样告诉记者。
男性性工作者的贫穷加剧了艾滋病、性病传播的威胁。Tony解释道，其实大多数男性性工作者都知道戴安全套可以预防性病、艾滋病，但是当客人答应他们不戴可以多给钱时，他们就愿意冒大险去换小钱。记者试着拨通了北京另一个男性性工作者的电话，他说平时自己都戴安全套，但当记者追问不戴套的底线时，他回答：“多给200块钱吧。”
无论社会上对于性产业合法化存在着多少分歧，勿庸置疑的是，中国尤其是上海正面临严重的艾滋病威胁。2006年上海新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00多例，比2005年的数字高出近70%，对性产业采取合理、可行的引导措施迫在眉睫。
令人欣慰的是，4月9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中国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规划(2007-2010年)》并在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这说明政府已经开始正视男性性工作者的问题——尽管这个规划仍未明确将为女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包括在内。
男性性工作者≠同性恋
很多人对男性性工作者存在误解，认为他们大多是同性恋，是MB(在男同性恋者的圈子中，MB代表Money Boy，主要指的是以男同性恋者为服务对象的男妓)。但是实际上，他们当中还是异性恋占大多数，只是他们大都为双性服务。
“没办法，女性的客源毕竟有限。”方刚告诉记者，“由于同性恋群体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选择恋爱与生活伙伴更加困难，一些同性恋者会选择去找性工作者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郭雅琦说，他们曾经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估计在MB中，异性恋占总数的75-80%。Tony认为，异性恋男性之所以甘愿服务于同性恋男性，“还是因为经济原因。”不过，至于为双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所占全部男性性工作者的比例目前还没有任何统计。
八成女客来自香港
在男性性工作者中，有必要区分只为男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也叫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的缩写)、只为女性服务的性工作者(简称MSW，men who have sex with women)和为两者服务的性工作者。这其中也存在着地区差异，在北京和上海以及其它大部分的中国城市，男性性工作者会为双性服务；但深圳则存在着不少专门为女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因为那里有着足够的女客源。据方刚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那里80%的女客源来自香港。
同时，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的是，不少男性性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妻子和女朋友，他们的妻子和女朋友很可能同时也是性工作者；而且有些为男性服务的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还会向女性性工作者买性，这就大大增加了性病、艾滋病的传播机率。
夜幕下的人民广场是上海著名的同性恋交友场所，也是男性性工作者经常光顾的地方。
乐宜培训机构的墙角放着上课用的黑板。
被公安机关抓获的男性性工作者。（图：香港《文汇报》）
